小说评介｜《与鲨鱼搏斗》：自信的意义——一个孤独的命题
文/王栩
（作品：《与鲨鱼搏斗》，［美］理查德·耶茨著，陈新宇译，收录于《十一种孤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
(资料图)
“与鲨鱼搏斗”是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利昂·索贝尔对普遍流行在人群中的一种认识基于感情上的反拨。在很多人看来，世界已经成了这个样子，“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索贝尔却选择了另一种认识世界，证明自己的方式，“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索贝尔在表露出这番自信的时候，他应聘到《劳工领袖》编辑部，正准备在他所认为的追求正义的事业上一展拳脚。
索贝尔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极其天真的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了解他所置身其内的这个时代。同时代脱节带给索贝尔的困扰在于他走出去后，只知一味的用单纯的眼光打量形色各异的人，殊不知，这样对他来讲，不是笑料百出，就是头破血流，碰壁而回。
好在，在《劳工领袖》编辑部，他遇见的同事麦凯布算是个仅有的好人。这个好人的标准显然是指索贝尔对麦凯布讲述了一番他过去的经历，后者没有对他人声张，在一个不能对它抱有多少期待的时代里，这就相当难得了。因此，这篇小说通过麦凯布的视角所呈现出的索贝尔其人其事，不仅立体全面，更兼客观充实，精准的书写出一个天真并且自信满怀的人是如何受尽命运的摧残而告负的。
所谓的命运，摧残的并不仅仅是索贝尔一人。麦凯布以及编辑部的其他同事，皆在命运的泥沼里不堪的挣扎着。他们应聘到《劳工领袖》，几乎都是出于需要。毋庸置疑，无论何种需要，最终皆会指向生活。这使得麦凯布和同事们的工作目标简单明确，为了一份薪水，才不会去管工作的性质如何呢。索贝尔则与众不同。从他第一天进入编辑室的那一刻起，编辑室的全体人员就感受到了这一点。到麦凯布了解了索贝尔过去的经历后，他才知晓，这是一个出于原则来到《劳工领袖》的人。
原则，可能在索贝尔置身其内的时代里是个稀有的概念。它往往同追求相提并论，属于精神范畴里不以金钱衡量的那种纯粹的东西。这种东西没有人会把它当真，关键在要真正的理解它很难，就像索贝尔的太太给丈夫的忠告那样，说出了人们在认识上的普遍看法，“人们根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索贝尔是个好丈夫，懂得维护妻子的好意，他赞同妻子的忠告，却自信满怀的决定走出去，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对原则的追求。
麦凯布之所以不反对索贝尔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理想，纯属他个人的礼貌。可经验告诉麦凯布，秉持理想信念的索贝尔不适合《劳工领袖》这个地方。经验经由麦凯布转化成一种透视他人，乃至于透视时代的视角，它看透了每个人的本质，看透了时代的虚伪，在颓丧之气所笼罩的世界上，也看透了自我的狭隘和局限。
“没人把《劳工领袖》太当回事”。小说开宗明义的指出了颓丧是一个时代的总体特性。无论这份报纸的创办人，芬克尔和克拉姆，还是它所拥有的员工，都仅仅把它当成一个可资糊口的工作，而非毕生的事业。没人有那种活力来思考何为事业，麦凯布来年跳槽到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也只是冲着它那优越于《劳工领袖》的薪水而去。对何为事业的思考需要耗费精力，它显然没有眼前这份实在的薪水那么具体可感。做具体的事，挣一份看得见的钱，然后找机会跳槽到薪水优越的地方，这是所有人的共识。至于事业，已然是个不合时宜的概念。
颓丧的时代，当生活等同于挣钱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就没有人真的去关注生活是否不堪以及这种不堪是否可资忍受。人们都麻木了，诸如芬克尔和克拉姆创办了质量低劣的《劳工领袖》，也无人对它提出任何改进的建议，只要有薪水可拿，管它是不是事业呢。
在麻木的状况下，所有人都学会了妥协。应聘到《劳工领袖》的人，都得学会不要去报道更大的新闻，只写简单的宣传，对自己的稿件不能署名要学会接受，这是《劳工领袖》的风格，在妥协中保有这份工作的技巧。索贝尔的加入给所有人带来的冲击就是他那单纯的天真。他把这份工作真正当成了事业，并且将意义和价值赋予其上。
索贝尔追求的除了社会正义，还要实现他的自身价值。他写了九本书，“没有一本出版”。《劳工领袖》被他视作打响自己声名的渠道，从中可见索贝尔有一个奋进的、不无自信的私心。索贝尔的自信在芬克尔那里受到的小小挫折是他被命运戏弄、摧残的开始。芬克尔很享受吹毛求疵的说教，喜欢从索贝尔的稿件里指出一点小小的语法错误。其实，对一个有创造力的作者来讲，这算不上什么缺点，只不过遇上了芬克尔这般刻意强调自身威权的人，则是作者的不幸了。长此以往，对自己产生怀疑的索贝尔有了向优秀之人学习的念头。
奥利里，“编辑中最优秀的人之一”，他总是戴一顶防水布做的帽子。索贝尔把这顶帽子“看作记者身份的象征，或者洒脱不羁的象征”，似乎戴上了它，自己也会变得优秀。索贝尔也戴了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他不顾他人复杂多样的眼光，从自己的外在形象上模仿起了奥利里。
这拙劣的模仿传递出索贝尔“立意要热爱这份工作”的信息。他正在理想信念的兴头上，不知道他所崇拜的奥利里实际上跟这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一直在凭经验指导自己如何应付眼前的生活。
《劳工领袖》想开辟一个专栏。对给专栏写稿子的作者来讲，是接手它的人上班时间干的活，亦即“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麦凯布反应的够快，一下子认识到“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麦凯布拒绝了芬克尔的邀请。而在此之前，奥利里早就拒绝了这个额外的工作。索贝尔接受了它。没有酬劳，不能署名，只能按照报社提供的材料写成闲谈式的风格，这些索贝尔都不在意。索贝尔看中了这是个机会，他自己臆断出来的那种你若是写得好，你就能和主编克拉姆正经的谈判，并得到后者赏识的机会。
索贝尔陶醉其间的雄心壮志让麦凯布感到震惊。索贝尔不但在稿件上署名，还天真地以洞察人性之本质为名讲起了真话。麦凯布的震惊已经宣告了这种实话实说的稿件会落入怎样的下场，克拉姆随后的发作证实了时代和个人命运是如何的吊诡。
索贝尔被开除了。起因于他对报社要求的违抗，对克拉姆的公然要挟。他还是太天真，在与鲨鱼的搏斗中以为凭借勇敢就能改变一切。这不能怪他。他走出去后，把他面对的那个世界想的太好，凭借勇敢战胜所有的困难应该会圆满达成。可那个奋进的时代还没到来，一个颓丧的时代制约了索贝尔的理想。这让自信满怀成了索贝尔身上的笑点，缺少同情和理解下的孤独的命题。
这是充满自信的人告负于时代的悲哀。颓丧的时代不需要一个人如何的自信，它要求人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正当信念，直至清理掉理想层面同追求挂钩的种种抽象概念。那些概念不被时代认可，就像索贝尔不被人们接受那样——一个人的自信在颓丧的时代里显得毫无意义。
——文中图片均为网络配图，与正文内容无涉——
